碳价加身，电价能否传导

       2011年底开始，深圳、上海、北京、广东等8地先后迎来地方碳市场试点，但全国碳市场在2017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后，却因机构改革、新冠疫情等因素有所推迟。

       相较之下，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起步于2015年“9号文”的发布，电力市场建设过程从未中断。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得到迅猛发展。

       在适用经济调度的市场中，碳价的加入推高燃煤机组成本，相对低排放的发电资源在优先调度排序中的地位被巩固。而中国虽未采用经济调度，可再生能源消纳保障政策补位了碳价机制的缺失，实现了可再生能源的优先发电。

       当火电进入碳市场，碳价也将通过影响火电成本，传递至电力系统。碳价几何，成为系统成本变化的关键。

       在此前地方碳市场试点中，碳价在18-90元/吨之间，其中，北京最高为90元/吨，2019年至2020年配额价格大多数时候维持在80元/吨以上，而价格居中的上海总体在40元/吨水平，广东碳价稳定在20-30元/吨之间。

       根据广东电力相关从业者测算，2020年广东碳交易一级市场的有偿竞价交易中，统一成交价为28.20元/吨，结合有偿配额比例和相关成交机制，碳交易成本仅占火电机组正常发电成本的0.5%左右，基本不会对目前的火电机组的运行成本产生影响。

       在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运行后，电力行业率先试水。行业专家指出，虽然电力行业所涉及的排放体量巨大，但同一个行业内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电厂或者火电机组碳减排的成本差异并不大，最终形成的碳价并不会太高。

       早在2017年，时任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蒋兆理在发布会上就曾表示：“电力行业是首批纳入碳市场的行业。电力行业采用的是基准线法，在基准线配额分配机制下，对电力行业的影响分两种情况。管理水平高、技术水平高的机组，就更有竞争力，管理水平低、技术水平低、处于亚临界地位的机组，就会影响比较大。随着电力体制改革越来越深入，先进机组获得收益的可能就越来越大。整体而言，对电力行业的负担是均衡的，因为卖出配额被电力行业自身所吸收，电力行业的总体成本不会上升。”

       不过，随着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深入，碳价的上涨在预期中。

       ICF国际咨询公司相关报告指出，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碳价格从2017年的每吨5.5美元左右上涨至2020年底的36美元以上，几乎达到历史最高点，而美国加州和东北部各州的区域碳市场2021年初价格分别为每吨17美元和7美元。有经济学家建议，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到2020年碳价格至少要达到每吨40到80美元，到2030年则需要达到50至100美元。

       《2020年中国碳价调查》报告显示，利益相关的受访者预计中国碳价将稳步增长，全国碳市场的平均价格预期从2020年的49元/吨升至2025年的71元/吨，并在2030年增至93元/吨；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预计水泥行业将于2022年前被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而对于预期电力市场改革将于何时允许碳价从发电企业传导到终端用户，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了2025年，而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选择了2030年。

       在成本无法通过电价疏导到用户侧的情况下，系统调用火电将面临更高的成本，而这一成本最终需要由电力市场中的各主体消化。

       随着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中占比的增高，系统消纳成本也随着上升。“当非水可再生在电力系统中装机占比超过30%时，系统灵活性需求显著增加。2020年中国新能源装机占比为24%，而不少省份已经超过30%占比。”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董军指出，“虽然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降低了，但系统总成本并没有降低，并且系统越不灵活，消纳成本越高。”

       而由于系统成本无法通过电价传导到需求侧，则出现了火电日子不好过、可再生能源负担也重的情况。以山东为例，其2019年辅助服务市场上，火电获得补偿费折合度电0.1分，核电分摊费用约度电0.46分，可再生能源分摊费度电0.59分。如果火电还要付出碳价成本，核电和可再生能源所需要分摊的费用则更高。这并不利于清洁能源的发展。

       “说到碳中和，很多电力系统之外的经济专家都表示，中国在碳减排上的投资将达到上百万亿元，这是很多人都认可的，大家也认可电气化的作用。但一提到电价，又有声音认为电价不能涨，这不是矛盾吗？”一名电力行业从业者感慨，“既然把电力系统认为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一项重要的措施，就应该体现它的价值，电价也是一样。”

       针对迈向“碳中和”过程的机制性议题，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坦言：“在低碳转型过程中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成本需要转嫁给最终使用者，也就是由企业和消费者来承担。也就是说，仅靠供给方面技术水平的提升、新产品的出现等，还不足以实现低碳和净零排放，还要求最终使用者如果使用了产生或含有碳排放的产品和服务，就需要承担更大的代价和成本。因此，需要关注并正面面对在整个过程中这类成本的转嫁。”

       周小川表示，从价格信号的角度看，电网未来将是碳价格最核心的价格传导者，是最主要的二传手。“类似于货币政策从基础货币供给向多层次货币量及价格传导的机制，它能够分解为各种不同的价格，分别提供给电源供给方、储存方、调峰方、用户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