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维度：国内能源结构进入“新旧转换”的周期

       在经济学角度，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一直影响着全球经济，依靠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之上的生产方式带来的影响没有私人部门“买单”，而一直是公共部门承接这种负外部性带来的成本。伴随“碳中和”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识，进 一步调整全球能源使用结构，用技术变革及创新换取全球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成为各个经济主体后续碳减排政策的重心。

       从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来说，政府需要对负外部性进行校正，把环境成本内部化到排放主体的成本结构中：

       1）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碳交易市场，用市场化的手段使成本最小化从而将社会排碳成本降到最低

       2）在金融支持的基础上，在传统金融活动基础上更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对环境污染的防治，发展碳金融等绿色金融，激励绿色投资、抑制污染性投资，注重财务绩效的同时也注重环境绩效。

       3）在资本市场上及信贷支持上，把研究和推广ESG（环境、社会、治理）正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引导和践行ESG的投资理念，发挥龙头企业的环境治理担当。

       根据《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数据，我国GDP占全球比重达到17%左右，能耗约占全球24.27%，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球28.76%，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预测，今后较长时期内世界人口将保持上升趋势， 人口总量将从2015年的73亿上升到2030年的85亿，2050年接近100亿。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人口与经济大国，我国拥有全球19%左右比重的人口创造全球17%的GDP，但排碳强度属于全球较高水平，2020年实现碳达峰的任务较为艰巨。这或进一步倒逼未来9年居民部门的生活方式及企业部门的生产方式面临较大的“变革”。

       实际上，伴随政府对新能源领域的研究与使用的倡导，2014-2019年我国单位 GDP能耗已经出现连续下滑，我国能源利用效率逐年增长。2019年，我国每万元 GDP消费0.49吨标准煤，较2018年下降4.84%。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就增长至23.4%，但传统的煤炭、石油占比分别为57.7%、18.9%，仍是我国主要的能源消耗来源。

       另一方面，在我国的碳排放格局中，能源活动，即化石燃料的燃烧以及化石燃料开采时的温室气体排碳占比为85.4%；工业过程，即工业生产加工中产生的温室企业排碳比重为15.4%；此外，农林业生产活动的绿植吸收对排碳贡献为-0.8%。

       因此，降低传统能源使用替代为清洁能源、 发展碳捕捉及碳汇（碳吸收）成为未来完成碳中和的必经之路。清华大学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根据实现《巴黎协定》下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并努力控制1.5℃以下目标下的减排路径做出测算，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际上就是要努力实现1.5℃目标导向下的减排路径。即：在能源结构转变中，到2050年能源总需求50亿tce，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85%，非化石电力在总电量中比例超过90%，煤炭比例将在5%以下。终端消费部门加强以电力替代化石能源直接燃烧利用，一次能源用于发电的比重由目前 45%提升到2050年约85%，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由当前25%提升到约 68%。

       我们认为，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成为2030年碳达峰前的增量能源需求的主要来源，2030-60年能源结构进入“新旧转换”的三十年周期。从行业影响来说，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钢铁、水泥、交通等行业。在2030年碳达峰目标约束下（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下降60-65%），据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估算，2020—2030年能源系统累计排放空间总量为1160亿~1200亿吨，各行业直接CO2排放比例为：电力热力42%、工业37%、交通13%、建筑 8%。